“神经内科有很强的逻辑推理性，每次看病人就像破案一样”杜翔说，杜翔是年的，他于年医院工作，至今已有24年，在这24年里他从住院医生到主治医师，再到副院长，有太多的故事......
在不识字的年纪就见了许多药的名字
杜翔的父母都是医生，杜翔小的时候，父医院工作，可以说，医院长大的。“再有就是在药房里陪家人值班，看着那些药瓶认识了好多药名”杜翔说，从小深受父母影响的他，对医生这个职业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高考时也就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医生，“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摔倒了，周边的人说‘那是杜医生的孩子，医院’，我当时觉得医生这个职业是比较受人尊敬的”杜翔说。
把坏台灯当作练习打结的工具
杜翔从大学起就想和他父亲一样，当一名外科医生，他也一直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我当时为了练手，就把舍友坏了的台灯当作练习打结的工具，练习到最后，相当于给台灯织了一个套”杜翔说，医学生在宿舍里缝手套、缝葡萄皮都不是网络上凭空造出来的，而是他们实实在在做过的事情，杜翔也不例外，凭着这股勤奋劲，杜翔在校就拿了很多个第一名。但事不遂愿，在招聘时，由于他戴着眼镜，招聘的老师认为他更适合内科，于是他于年去了神经内科。
“刚到内科时，说实话我是有点郁闷的，因为我喜欢动手，更想当一名外科医生的，突然成为内科医生，一时真的有点郁闷”杜翔说，但他很快就想明白了，“神经内科诊断有很强的逻辑性，就像破案一样，危重患者多充满了挑战，让我逐渐安下了心，更逐渐喜欢了这个专业”杜翔说。
令他印象最深的事情是在年的时候，他有两个重症病人，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当时我们一直守着他们，我们老主任给患者熬的鱼汤，我们一有空就陪着患者，让他减少恐惧，我们还给那个孩子买了他偶像的磁带......那个孩子上了大概40天呼吸机，每次的情况变化就是我心情的‘晴雨表’，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努力，能做的都做了，但最后还是没能治好他，我既自责，又无助，第一次感到了无力回天”杜翔说，这种失落感使他受到了不小的打击，但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另一个年轻人康复了。
杜翔回忆到，那个年轻人几乎把那个病的各种症状都得完了，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这个年轻人康复了，“现在偶尔见到他，还给我打招呼呢”杜翔说，“有时候，你尽全力去救治，最终没能留住患者的时候，那种失落感对我们的打击很大，更加让我们敬畏生命，同时，医治好一个患者对我们来说是莫大的鼓舞，也是这种鼓舞让我们可以一直坚持下去”杜翔说。
医生、医学生、父亲来回切换
据杜翔回忆，他刚开始当医生的那些年没参加过同学聚会，因为每次聚会时他都在值班，“我们是连着值班，每年大年初四、初五同学聚会，我都在值班，没办法参加同学聚会”杜翔说。
年他正在读研究生，当时的他既是学生、又是20个病人的医生、还刚刚成为父亲，三重身份使他喘不过气来思考其他的东西，“医院，晚上写完20个病人的病例后，马不停蹄的又开始写论文，当时孩子刚刚出生，所有事情赶到一起，忙的焦头烂额”杜翔说。
谈及自己的家庭，他称，他的妻子也是一名医生，两个人工作起来经常会忽略家庭，孩子也早已习惯了这种生活，“孩子还小的时候，一早醒来发现我们不在家，他一个人害怕，就会哭，最后孩子习惯了，也就没什么感觉了”杜翔说。
从零开始学着做一名医疗管理者
年杜翔成为了医务科副科长，当时他并不那么愿意去，在领导和老师的不断教诲下，才理解了，“当时的我想当一个好医生，这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如果做管理，我可能要把时间都分一半出来，所以我当时很矛盾，最后是老师告诉我，做了管理，你可以让团队变得更好，之后可以救治更多的病人，就这样我才逐渐接受了这个职位”杜翔说。
成为科室副主任之后，他更多是作为老师，在学生的旁边指导学生，让他们安心，“因为我刚开始当医生时不怎么自信，老师不在的话会有点无助，甚至是害怕，害怕出错，我很能理解老师对学生的意义”杜翔说，这之后，他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管理者。
“想明白了以后，我就开始学习管理方面的东西，因为当医生是科班出身，管理是没怎么接触过的，得从零开始学习，一边看相关书籍，一边摸索怎么能让团队变得更好”杜翔说，在一代一代人的努力下，医院由最初的张床变成了张床、面积也不断扩大、甚至在寸土寸金的地方给医生们一层楼作为培训中心……这都是他们所有人不断努力的成果。
每周不去病房就不舒服
从科室副主任到医务部负责人，再到副院长，杜翔介绍到，即使他再怎么忙碌，也会坚持去查房、坐诊等等，“我一般白天开会，下午查房，每周保证一定的坐诊时间……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每周必须得去病房，不然老觉得不舒服”杜翔说。
在十四运火炬传递活动上，他作为咸阳第四棒火炬手倍感荣幸，这是因为他在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带领22名队员进驻隔离区，救治患者53人，完成了救治任务，“能作为卫生系统的代表成为火炬手我觉得非常光荣，这是对我们工作的一种肯定，让我感受到了作为一名医务人员的自豪”杜翔说。
华商报记者杨宁编辑牛佩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