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辑刊》年第3期，第63-76页
导读
抗战初期，内地作家南下香港，把香港建立成了全国文坛的中心之一，令人瞩目。与此同时，原有的香港新文学作家的创作却被遮蔽了，而由《文艺青年》代表的香港本地青年作家力量也为人所忽略。抗战初期的香港文学事实上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由茅盾、许地山、萧红等内地南来作家所构成的左翼文坛；二是黄天石、平可、张吻冰、龙秀实等本港作家的写作；三是彭耀芬、刘火子、黄谷柳等香港左翼青年作家的写作。香港文学史一向只谈到第一类大陆南下作家，未注意到第二类本港作家和第三类香港左翼青年的写作，这显然是不完整的。
香港；抗战初期；南来文人；《文艺青年》
赵稀方，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一
所谓“抗战初期”，在香港是一个特定概念，指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中国抗战爆发至年12月香港沦陷这一时期。抗战之前，香港的文学报刊并不多，仅有的一些文学报刊存在时间短暂，只有-的《红豆》，活动时间较长。随着年抗战爆发，大批文人南下香港，香港文坛在短时间内涌现出大量文学报刊，繁荣一时。
就报纸副刊而言，当时出现了四大副刊。年4月1日，中共投资元港币，由萨空了在香港复刊上海的《立报》，并由茅盾主持《立报》“言林”副刊。“言林”刊登杂文、短论、诗歌等，主要作者有杜埃、林焕平、李南桌、黄绳、袁水拍等。为适应香港的报纸风格，茅盾先安排连载了一部长篇小说《你往哪里跑？》，刊登于年4月1日至年12月31日《立报·言林》。《立报》三版上半版是本港消息版，下半版是由萨空了本人负责的副刊“花果山”，这个副刊连载过张恨水的长篇小说《桃花港》。四版上半版是国际新闻,下半版是副刊“小茶馆”,仍然由萨空了编辑，这个版刊载过金秉英的长篇小说《蓼莪》。萨空了主编期间的《立报》，不仅发表中共驻香港办事处的资讯，还输送香港进步青年去延安，是中共在香港的喉舌。不过，《立报》的销路并不好，据茅盾回忆：“那时候《立报》销路不好,天天赔钱,大有维持不下去的样子。原因当然是《立报》‘孤军作战’,敌不过那些盘踞香港几十年的黄色小报”。
皖南事变后，据周恩来的指示,在廖承志的领导下,刚从桂林和重庆撤退到香港的进步文人于年4月8日创办了《华商报》。《华商报》副刊“灯塔”，由夏衍负责。“灯塔”连载的小说中，最有名的是茅盾的《如是我见我闻》。“灯塔”还连载了巴人的《沉滓》和艾芜的《故乡》两部长篇小说，其它还有邹韬奋的《抗战以来》、范长江的《祖国十年》、千家驹的《抗战以来的经济》等作品。随着日本攻占香港，《华商报》于年4月8日停刊。
如果说，《立报》和《华商报》较具政治格局，那么《星岛日报·星座》和《大公报·文艺》则更具文艺色彩，较能显示战时中国文学的成就。上海沦陷后，戴望舒于年5月来香港。同年8月1日，《星岛日报》创刊，戴望舒经陆丹林介绍应邀主持《星岛日报》文艺副刊“星座”。戴望舒是上海《现代》杂志的编辑，是国内文坛现代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戴望舒的长处是能够团结不同立场的作家，使得“星座”群星荟萃，“星座”上刊载了不少现代文学的优秀作品。年8月1日－8月6日，“星座”第1－6期，刊登的是施蛰存的连载小说《进城》6节。年8月7日-11月19日，“星座”陆续刊登了沈从文的连载小说《长河》。萧红还在重庆的时候，就把《旷野的呼喊》交给戴望舒，这篇小说从年4月17日起至5月17日止，在“星座”上刊载了一个月。到香港之后，萧红将《呼兰河传》也交给戴望舒在“星座”上连载（从年9月1日到12月7日）。在“星座”上连载的长篇小说，还有端木蕻良的《大江》、萧军的《侧面》、沙汀的《贺龙将军在前线》等。戴望舒本人也在“星座”上发表了不少诗歌、散文和译作，著名诗作《元日祝福》就发表在年1月1日的星座上。
年8月13日，《大公报》在香港复刊，“文艺”副刊由萧乾主持。萧乾去英国后，推荐左翼作家杨刚接替自己的位置。港版《大公报·文艺》创刊的时候，《星岛日报·星座》刚刚创刊两个星期。两个副刊名家荟萃，不过由于编辑的来历不同，作者队伍还是有些差别的。戴望舒来自上海，熟悉上海的文人，尤其是现代派的文人，因此《现代》的老朋友施蛰存、杜衡、路易士等都积极为《星岛日报·星座》写稿。萧乾依靠的是北方京派文人的班底，沈从文，巴金、靳以是三位主要撰稿人。萧乾后来回忆说：“那时诗人戴望舒在编《星岛日报》的副刊，他同上海作家们的联系比我密切。为《大公报·文艺》写稿的,则大多是从平津奔赴延安或敌后以及疏散南或西北几所大学的。”从平津疏散到西南和西北的两部分作者，成为《大公报·文艺》的重要特色。西南文人主要指西南联大文人群，他们和萧乾的联系主要通过沈从文，朱自清、李广田、孙毓裳、汪曾祺、穆旦等人，他们都为《大公报·文艺》写过稿。至于对西北延安文人的 四大副刊之后，抗战初的香港还出现了不少专业文艺期刊。初到香港的茅盾，除了编《立报》“言林”副刊之外，同时还创办了《文艺阵地》半月刊，时间是年4月16日。茅盾从创刊号编至2卷6期，计18期。年初，茅盾去新疆，《文艺阵地》由楼适夷代编。自年6月16号3卷5期开始，《文艺阵地》编务搬到上海进行。《文艺阵地》与国内文学刊物以发表文学作品为主的做法不同，《文艺阵地》是理论批评和文学创作并重的。《文艺阵地》发表的最有影响的两篇小说：一是发表于创刊号的张天翼的《华威先生》；二是发表于第三期的姚雪垠的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这两部作品之所以引起文坛轰动，其原因是在普遍歌颂抗战的文坛上，塑造出了反面人物及中间中物。《文艺阵地》还开展了多种理论批评话题。一是由创刊号刊登了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引起了一场有关“暴露与讽刺”之争。二是关于“大众化与旧形式”问题的争鸣。此外，《文艺阵地》还展开了对于抗战文学中的“公式主义”的批评，对于人物“典型化”的探索及对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等等。
邹韬奋主编《大众生活》，与《华商报》的创办，是同一时期的事情。年皖南事变后，邹韬奋从桂林撤退到香港，他先参加了《华商报》的筹办，并在《华商报》上连载77节《抗战以来》。邹韬奋又在年5月17日复刊《大众生活》。复刊后的《大众生活》周刊,由邹韬奋、金仲华、茅盾、乔冠华、夏衍、胡绳等人组成了一个阵容强大的编委会，和《华商报》差不多是一拨人。在香港办刊物需要长篇小说连载，邹韬奋去找茅盾，考虑到“香港和南洋一带读者喜欢看武侠、惊险小说”，茅盾写了一个“被骗陷入罪恶深渊又不甘沉沦的青年女特务的遭遇”，这篇小说便是“抗战第一长篇”《腐蚀》。《腐蚀》之后，邹韬奋又请夏衍写了《春寒》。
《中国诗坛》创刊于年7月1日，在广州出版。第一期至第三期刊名《广州诗坛》,从第四期起,为适应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改名为《中国诗坛》。年9月10日出版二卷五、六合刊后中断。年5月1日，《中国诗坛》迁移至香港出版“复刊号”，同年7月7日出版“新二号”，9月20日出版“新三号”。此后，迁至桂林，由于战乱变成不定期。直至战后，年1月才出版“光复新一期”。《中国诗坛》尽管在香港只出版了三期，但它的确是华南作家的刊物，香港作家也间有参加。华南作家有蒲风、陈残云、杜埃、钟敬文、黄宁婴、林焕平、雷石榆等，而李育中、鸥外鸥、李励文、芦荻等都是香港作家，当然香港作家与华南作家有时是流动的，难以一概而论。《中国诗坛》是一个左翼诗刊，承传了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诗歌会的传统，鼓动诗歌为抗战服务，与香港《红豆》的现代诗风不同。
年6月1日,周鲸文和端木蕻良主编的《时代文学》在香港创刊。《时代文学》号称“香港唯一巨型文学月刊”（见该刊广告词），云集了一批知名的文化人。《时代文学》成绩最大的是小说。萧红寓居香港后带病写下的新作《小城三月》，端木蕻良的《大时代》先后在该刊发表，其他如刘白羽的《太阳》、艾芜的《戏院中》、骆宾基的《人与土地》等作品也都发表于该刊。《时代文学》还刊登了为数不少的译作。如第一期就翻译发表了拜伦、海涅、泰戈尔的诗，还有戴望舒翻译的圣代克茹贝里的《绿洲》和林焕平翻译的日本本间唯一的《论文学的形象》。在抗战战火四起的年代，《时代文学》依然还能坚持翻译外国文学，这是不多见的，可见其纯文学倾向。可惜，《时代文学》只出到第七号就停刊了。
《大风》创刊于年3月5日，社长简又文、林语堂，编辑为陶亢德、陆丹林。其广告列出“撰稿人一斑”，其中包括简又文、谢冰莹、冯自由、陈独秀、马国亮、陶亢德、老舍、杜衡、陆丹林、穆时英、苏雪林、徐蔚南、施蛰存、叶恭绰、孙科、丁聪等。从作者队伍就能看出来，这不是左翼的刊物。抗战开始以来，在香港成立的文化组织，首先是年3月26日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由许地山主持，简又文为后补理事。然而，不到半年，年9月17日，身为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的简又文奉命成立了“中国文化协进会”。“文协香港分会”与“中国文化协进会”虽有明争暗斗，然而在国共合作期间，两者至少在表面上都是服从于抗战的。第一届“中国文化协进会”中，许地山是常务理事，杨刚和戴望舒也都是理事。
《大风》所设计的栏目有“风雨谈”“专著”“译丛”“史实掌故”“文艺”“通讯”“人镜”等，是以杂文为主的。《大风》第1期所刊登的文章有亢德的《伟大的国民》、丹林的《自由与无忌》、谢冰莹的《战士底的手》、老舍的《到武汉后》、冯自由的《记张静江》、朱朴的《张发奎琐记》等。《大风》后来也发表过不少名家名作：如许地山的中篇小说《玉官》和《铁鱼底鳃》分别刊载于《大风》年和年；郁达夫的《毁家诗记》、施蛰存的《薄凫林杂记》《我的家屋》，戴望舒翻译马尔洛（AndreMalraux）的《死刑判决》、杜衡的《白沙溪上》等都可见于《大风》。
由于上述报刊的创立和茅盾、许地山、萧红、夏衍、戴望舒等著名作家的加入，香港文坛勃然中兴，成为了战时中国文学的中心。上述报刊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就是由大陆南下香港的文人创办，服务于中国抗战现实。这些报刊虽然创建于香港，但与香港本地的关系不算太大，报刊的编辑、稿源和发行多在内地。茅盾曾经描绘他在香港编《文艺阵地》的情况：《文艺阵地》的稿源来自于祖国四面八方，有四川叶圣陶、武汉老舍、广州草骨、临汾刘白羽、津浦前线张天虚、上海郑振铎、长沙丰子恺等等，甚至有日本作家鹿地亘、从苏联回来的戈宝权，只有自由投稿者中的两位杜埃与李南桌与香港有点关系；在发行上，茅盾说：“能按期看到《文阵》的,除了香港、广州外,只有南洋、昆明以及华南某些中等城市,武汉靠寄航空版翻印,至于四川、西北等地需隔三四个月才能看到,或者根本看不到。到了十月二十一日广州失陷,武汉危急,情形就更加困难了。”香港是能够及时看到《文艺阵地》的，这种情况让茅盾很焦虑，因为其发行地主要在广大内地，他考虑的是全国的读者。
抗战初期香港文坛的确风生水起，但它主要是中国文学的中心，与香港本地倒关系不大。这种状况，后来让香港本地学者不无怨言。年，任职香港中文大学，并担任香港笔会会长的黄康显，在其著作《香港文学的发展和评价》中提出：抗战时期香港文坛虽然风生水起，但香港本地作家却没有“受惠”。年的《中国诗坛》尚有几个香港作家的名字，到了年的《时代文学》，67位撰述人中只有刘火子一位香港作家名列其中。在香港的文学组织中，无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还是“中国文化协进会”都找不到20世纪30年代香港新文学作家的名字。黄康显认为：“可能是三十年代的香港文学，尚在萌芽时期，国内名作家的涌至，迫使香港文学，骤然回归中国文学的母体，在母体内，这个新生婴儿还在成长阶级，当然无权参与正常事务的操作，不过这个新生婴儿，肯定是在成长阶段中，并没有受到好好的抚养。不过当这个初生婴儿，学会跑步后，便跑到街头流浪去。”
作为一名香港学者，黄康显的抱怨自有其理由。香港与内地的社会文化差别较大，香港以英文为主导，中文文化有不少文言，对于茅盾等在内地知名度很高的新文学作家并不十分认可，这让茅盾等人非常恼火，以至于在整体上否定香港文化。年鲁迅到港如此，年胡适到港如此，茅盾等人这次南下也不例外。我们看一下茅盾当时对于香港的感受：
一九三八年的香港,是一个畸形儿——富丽的物质生活掩盖着贫瘠的精神生活，这在我到达香港不久就感觉到了。香港的报纸很多，大报近十种，小报有三四十，但没有一张是进步的;金仲华任总编辑的《星岛日报》那时还在筹备中。除了几份与香港当局有关系的大报外，其他都是纯粹的商业性报纸，其编辑人眼光既狭窄，思想也落后。至于大量充斥市场的小报，则完全以低级趣味、诲淫诲盗的东西取胜。……用“醉生梦死”来形容抗战初期的香港小市民的精神状态，并不过份。……因此，当我在一九三八年二月底来到香港时，似乎进入了一片文化的荒漠，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
茅盾断然以“低级趣味、诲淫诲盗”和“罪生梦死”、“文化荒漠”概括香港文化，显示出他的愤激，不过这是不太公正的。最不公正的地方，是他完全忽略了香港自身的新文学作家。在内地南来作家的星光辉映下，香港本地文学黯然失色。现有的香港文学史在谈及抗战初期的香港文学时，主要在书写南来作家的创作成就。
那么，抗战初期大陆作家大量南下后，香港本地文坛面目究竟是如何？香港本地新文学作家到底去哪儿了？南来左翼文学在香港文坛处于何种地位？本文试图钩沉历史线索，初步探讨这一问题。
二
香港新文学作家对于初期香港文坛的回忆，较为人知的是侣伦的《向水屋笔语》，另外一个不太被注意然而很有价值的材料，是平可的长篇回忆《误闯文坛述忆》。平可的回忆之所以未被注意，大概与其没有出版有关。平可原名岑卓云，属于最早一批香港新文学作家。据平可回忆，年7月，时任《工商日报》副刊“市声”编辑的龙实秀约请平见面。龙实秀也是香港最早的新文学作家之一，在受匡出版社出版过小说集《深春的落叶》。龙实秀约请平可见面的目的，是为他所编的“市声”撰写小说连载，原因是以“半月”为笔名的曾复民要离开香港，不打算再为“市声”写了。龙实秀对平可说：“你年纪不大，又曾经历过一些事，何不写一篇小说给大家看看。”平可理解龙实秀的言下之意是：“年纪不大，则心情不至太冷；又经历过一些事，对人生总有多少实感。因此他希望我笔下的东西能够动人。”平可回答考虑一个星期。在这一个星期里，平可认真考察了香港的报刊文学情况。我们姑且以香港本地作家平可的眼光，观察一下当时的香港文坛。
对于抗战以来涌入香港的大陆文学大家，平可是很仰慕的。平可认为，这些南来作家在写作上“毕竟是大师，身手不凡”，不过，他们的作品并不能吸引香港市民读者，原因是大陆南来作家不了解香港市民读者，了解起来也不容易，他们多是“过客”心态：
若只论写作技巧，那些名家毕竟是大师，身手不凡；但他们的作品对典型的香港市民缺乏吸引力，而当时一切报刊所努力争取的读者正是人数众多的典型香港市民。
外来的作者并非故意不理会读者，也非不知典型香港市民是重要对象，但有许多困难是他们不易克服的。有些作者自视为“过客”，无意在香港久居，这类作者是不必提了；其它的作者虽有久居意，也愿同化，但居港期间毕竟不长，对香港社会的实况和传统所知有限，他们刻意迁就读者，所用的题材仍不能不以过去的见闻和经验为根据，因为不易博得典型香港市民的亲切感。
那么，当时香港文坛最为畅销的连载小说究竟是哪些？平可对此进行了考察，他列举了以下三类：
1.以“豹翁”为笔名的苏守洁是用古文写黑幕小说的，色情气味很浓。遣词造句往往诘屈聱牙，以示古拙。所用的字有时连一般字典里也没有。他的读者大都是三十岁到五十岁的男性中年人。
2.“灵萧生”是卫春秋的笔名。他所写的《海角红楼》刊登于他自己出版的小报《春秋》里。这篇小说是用文言写的，曾吸引不少香港和广州的读者。
3.“杰克”是黄天石的笔名。我从广州回香港后，听说他在《天光报》发表的小说脍炙人口。《天光报》属于《工商日报》集团，是当时香港销数最多的报纸之一。它的销路是靠小说版维持的，而在小说版挑大头的就是杰克的作品。
在香港最受读者欢迎的三类连载小说中，前两类都是文言，只有黄天石坚持写白话小说，可见香港文坛与内地文坛的差别之大，也可见南来作家的写作如何不接香港“地气”。作为香港最早的新文学的先驱者之一，平可自然看不上前两类小说。他认为：第一类黑幕小说的作者苏守洁，“他虽然有很多读者，但作风显然是畸形的，不足为法”；第二类小说作者卫春秋，“他的作品不脱徐枕亚派的窠臼，这类作品纵然还吸引读者，也已开到荼薇了。”只有第三种，平可觉得较有吸引力，他决定按照黄天石的方向进行文学写作。
茅盾所说的“低级趣味、诲淫诲盗”、“罪生梦死”等，也许可以概括前两类小说，却概括不了第三种文学。黄天石是香港新文学的创建者，早在年10月，他就创办了《双声》杂志，并发表白话短篇小说《碎蕊》，被称为香港最早的白话小说之一。，黄天石又率先在《天光报》开辟白话新文学副刊，培养了最早的一批新文学作家。年元旦香港新文学作家第一次聚会，就是由他组织的。黄天石是很爱国的作家，卢沟桥事变后，他忧心忡忡，希望做点实事，为国效力。他曾半夜访问陈君葆，让他
放着垂死的民族不救，倒去做些不急之务，这怎样叫得是真正男子！黄天石说得好：父兄费了这么多金钱，这么多心血，本来对你希望很大，而结果你读成了书却不去干些有用的事，你说如何能对得住社会人群呢？这一番话，真如晨钟之场，顿醒我的梦，发我深省也。天石深夜来访，却说起国家大事，骤然听到，似乎兹事体大，焉可以随便决定什么主张，但昌我十年来处心积虑，实亦忘不了中国，平生痛恨时局，痛恨于一班人物，痛恨于内争外侮，已不知吸了多少口气。……天石说：我们神交已久，现在旨趣既然一致，便可以共同合作了。我在目前的场合下，似乎没有犹豫的余地了，因为时局如此逼切！”
陈君葆受聘香港大学，任冯平山图书馆馆长，是香港著名学者和活动家。与黄天石会谈的时候，正是他从南洋刚刚回港、入聘港大之前。陈君葆关心中国时局，并与黄天石、龙实秀、谢晨光等香港新文学作家来往甚密。
陈君葆与黄天石夜谈之后，第二天中午又在办公室继续谈。年1月8日日记有云：
今天国为有约，十一点便到办公室来，天石亦刚于此时来到，大家谈了很久，约近正午，谢维楚也来访，大家又谈了些时，原来晨光便是她，他曾到过日本，对于日本文艺颇有研究，曩时曾写过小说，但现在则转而研究经济学政治问题等
文中谈到的谢维楚，即谢晨光。谢晨光也是年元旦《大光报》聚会作者之一，是香港早期新文学作家中的佼佼者。他在上海的《幻洲》等新文学刊物发表作品，并在上海现代书局出版小说集《胜利的悲哀》，在香港新文学文坛具有一定名气。
年1月27日，陈君葆又与香港新文学作家龙实秀及谢晨光交谈。所谈是有关于办刊物的问题，为的是要在当前时局下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还提出需要努力进行思想和理论建设。
据《陈君葆日记全集》年1月20日有云：
和实秀谈在南国讨论姓林的问题；怎样办一个刊物，因为没有刊物，我们便像没有口舌一样，说不出话来。谈话中我们又讲到主张的理论尚未成立一层来，龙意也感觉到这点，并曾向晨光表达过意见，晨光也承认有大家从事努力理论之必要。
那么，他们的理论主张到底如何呢？年2月19日陈葆君日记有云：
实秀说：目前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俄国的共产，便是意大利的法西斯蒂，然而法西斯蒂不过是资本主义到了没落时期的一个回浪！我问说：然则你的意思也是以为社会主义者若要走的，便有向左边了。他说：是的。
从这段记载看起来，这些香港新文学工作者的思维倾向是偏向于左翼的，这大概出乎茅盾等人的意料之外。他们在一起，也时常谈论香港新文学，如日记中记载他们讨论黄天石年的中篇小说《我之蜜月》和年的散文集《献心》，陈君葆认为黄天石的是“富感情的人”，文字偏于诗和浪漫。
最早在《天光报》走红的小说，是黄天石（杰克）连载于年的《红巾误》，这部小说的确佐证了他左翼和浪漫的特色。小说的女主人公甜姐原是一个内地乡下姑娘，因内地战事，来香港投奔姨妈林婆。她为生计所迫，在香港做了导游小姐。受到地下工作者苏雨指派，她与汉奸梁济川来往，盗取了他的绝密文件，使得这个汉奸受到了应有惩罚。这的确是一个抗战的题材，然而又和艳情纠缠，富于传奇性。
从形式上看，小说有章回体味道，采取单标题：“一，初相见”、“二，后房的意向西装少年”、“三，恋的转变”等。作品主要以故事情节带动结构，叙述者甚至于直接出面评论，类似说书人。甜姐得到苏雨指示，不能让梁济川怀疑，于是阿甜便和梁济川日夜厮守，还依依不舍地送别他。这时候，文中评论到，“梁济川只当她真得一心向他，哪知这样一位花娇玉媚的美人，却是断送他性命的刽子手呢。常言说得好，色字头上，是个刀字，又说女人是祸水。看来古今聪明人物，都打不破这个美人关，何况是利令智昏的汉奸呢？”在语言上，小说吸取了传统说书的手法，较为特别的是，小说中大量采用了地方口语粤语，更加富于地方感。《红巾误》一炮打响，在香港本土读者中深受欢迎，单行本一版再版。
平可比较认可黄天石的文体，他觉得香港读者已经能够接受白话文，但喜欢的是《红楼梦》、《水浒传》式的白话文体，而不能接受大陆新文学的“欧化”文字，所以平可决定采用新旧“折衷”式的文字，他将之戏称为“放脚式”。
平可答应给“工商日报”副刊“市声”写小说。年8月，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山长水远》正式刊出。《山长水远》是写工商题材的。平可毕业后，先在学校当老师，后来听从父亲安排从商，具有多年的商业经验。小说写男主人公关弓混迹于香港商场的故事，的确是作者熟悉的题材。有关于关弓这个人物，书中没有美化或丑化，而是写“主角处身于一个你争我夺、弱肉强食的畸形环境中，为求达到目的，或为保障自己，往往使用奇谋，不择手段”。作者认为，“他是忠是奸，是好是坏，应由读者根据自己的观点去评定。我要把他写成一个既可憎又可爱，应受谴责又值得同情的人。”和杰克的《红巾误》相同，《山高水远》也采用了单标题形式，《红巾误》还有目录，《山高水远》则连目录都没有，直接进入故事，第一部分题为“白贞妮”，第二部分题为“鱼终于上钩了”，第三部分题为“都在我身上”。与《红巾误》不同的是，《山长水远》中没有粤语方言，而是完全的现代白话小说。抗战初期，茅盾在《文艺阵地》上大力讨论大众化与旧形式，并身体力行的尝试通俗小说，然而对香港本地通俗小说却很蔑视，不知何故？
小说开始在描写白贞妮的时候，出现一个有趣的细节，提到了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又有一次，她听说《文艺阵地》那份杂志值得看看，一订便是一年，书按期寄到了，拆也不拆，便挪到书柜的一个角落去”。这个细节描写，一方面固然说明白贞妮的不学无术，另一方面也说明《文艺阵地》对于香港市民吸引不大，这也佐证了平可有关于大陆南来作家不了解香港的说法。
《山长水远》刊出约一个月以后，香港另一位早期新文学作家张吻冰开始以笔名“望云”在《天光报》连载长篇小说《黑侠》。在文体上，平可发现，“望云所采用文体也是我所说的‘折衷式’”。这样，《天光报》就在同时刊登黄天石和张吻冰的两部长篇连载。这还不够，《天光报》总编兼副刊编辑汪玉亭后来又通过龙秀实找到平可，希望他为《天光报》写第三部连载。原因是，“杰克、望云两人的小说适合家庭主妇和已经在社会做事的成年人阅读，现在急需的，是一篇以学生为对象的小说”。不过，汪玉亭强调：“小说要通俗，但格调不能低”。平可是在学校任过职的，他据自己的经验写下学生题材的《锦绣年华》。小说刊登后，大受欢迎。平可收到无数读者来信，还有读者建议他修改小说情节。在小说中的女性戴秋荷去世时，读者都来信骂他，有读者谴责他是杀人犯。彼时，医院，都会引来围观，俨然轰动一时，由此可见他的小说在香港社会受欢迎的程度。
香港南来左翼文学尽管声势浩大，但给人感觉只是内陆文学在香港的一个空中延伸，与香港本地少有关联。杰克、平可、张吻冰等香港本地新文学作家，能够了解香港读者心理，创作出形式上通俗，内容上也反映抗战等当代生活的新文艺作品，才大受读者欢迎。奇怪的是，这些作品却完全不被当时的左翼文坛所看好，也不被后来的香港文学史所注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三
如果说南来左翼作家忽略了香港年轻作家，其实也不竟然。左翼文学其实很重视对于香港青年的培养，不过他们没有接续原有的香港新文学脉落，而是另起炉灶，扶植团结香港左翼力量，广泛培养香港青年文学爱好者。这里以文艺期刊《文艺青年》为分析对象，观察左翼文坛在香港的战时动员以及文学再生产，其结果是：在南来作家和本港作家之外，又出现了另外一种新的香港文学类型，即在左翼作家指导下的香港本地青年的创作。
《文艺青年》（年9月－年2月）这个期刊很少有人注意，原因是它在香港沦陷期间湮没，直至新时期才“出土”。在南来作家主导香港文坛的情形下，想找到一份刊载香港本地作家作品的刊物殊为不易，《文艺青年》因之得到香港本地学者的相当注意。黄康显说：“年创刊，一直维持到年的《文艺青年》，却有许多以香港为背景、及以香港市民为对象的作品，该刊是由一群名不经传的文艺青年主办，作者亦名不经传。”郑树森认为：“《文艺青年》是很值得注意的发表园地，它是香港年轻人参与极深的一份刊物”；“在《文艺青年》中写文章的，基本都是本地的年轻学生……《文艺青年》却肯定是相当本地化的”；“《文艺青年》的作品本地色彩很浓厚。”从这些评论看，《文艺青年》虽然受到香港本地学者的重视，但他们对于这份刊物的了解其实是很有限的。上述说法似是而非，《文艺青年》的确发表了很多香港本地青年的作品，但这个刊物并非无名之辈所办，也不是单纯的香港青年的刊物，而是“文协香港分会”下属的“文艺通讯部”（简称“文通”）的机关报，是左翼文坛为了团结动员香港文艺青年所办的刊物。
“文通”成立于年8月6日，负责香港青年的宣传工作。开始的时候，“文通”在《中国晚报》、《循环日报》等不同报刊上开展“文艺通讯”活动，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后来“文通”觉得需要有一个专门的阵地，经中共香港市委文化委员会同意，文协理事会的林萤聪、陈汉华、麦峰、杨奇和彭耀芬等人开始筹备《文艺青年》。为了逃避在香港登记出版，《文艺青年》号称社址在“曲江风度北路八十号”，这是一个假地址,真的“香港通讯处”设在杨奇所工作的《天文台半周评论报》的 从《文艺青年》第一期的文章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个刊物的办刊宗旨及政治倾向。《文艺青年》第一篇文章是发刊词《我们的目标——代开头话》，这个简短的发刊词把刊物的目标归为三句话：一是“做成文艺战线的尖兵”，二是“做成文艺青年学习及战斗的园地”，三是“团结广大的文艺青年群”。目标很明确，就是在全民抗战中，号召大家成为文艺战线的尖兵，尤其要在香港这个“被称为文化沙漠的荒岛”上，辟出文艺的绿地，动员、团结起香港的广大青年。
《文艺青年》最有影响的一篇指导批评香港青年的文章，是当时“文通”的负责人、《大公报·文艺》编辑杨刚所写的《反新式风花雪月——对香港文艺青年的一个挑战》。此文在《文艺青年》第二期发表后，在香港文坛引发了强烈影响和广泛讨论。
杨刚在文章中，首先发表对于香港社会的隔膜印象，“没有到过香港的人，或到了香港不久的，大都容易对这地方的后生们抱一点怀疑心理。觉得香港地位特殊，人也不免特殊；老的固有些潮气氤氲的篱下人味道，少的也正是圆头圆脑，一付天真未凿的公子态，可怜可掬”。这几句对于香港老年和青年的整体概观，颇为负面。不过，杨刚接下来说，在编副刊时，读到许多青年们的文章，印象有所改变，觉得不能完全用“公子态或殖民地人物”这些看法来概括香港青年，至少有“一小群”的青年已开始觉醒。然而，杨刚觉得还很不满足，她嫌这些“胎芽”还远远不够，原因是她在文章中读不到“民族煎熬，社会苦难”，“我所读到的大都是抒情的散文。写文章的人情绪，大都在一个‘我’字的统率之下，发出种种的音调。”这其中一个普遍的题材，是怀乡，即怀念在战争中失掉了的家乡和亲人。杨刚把这些题材狭窄的个人化的作品，称之为“新式风花雪月”。她将香港“新式风花雪月”的原因归结为两种：一是香港的传统教育，“一般香港中学多以四书五经、诗词歌赋教学”；二是香港的新文学开始太晚，只是接受了“困于个人情绪和感觉中”的五四文学作品的影响。
在文末，杨刚自称“我的手套已经抛出去了，敢请香港文艺青年接受一场挑战”。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刻有青年读者给《文艺青年》写“读者意见”，表示不同意见。《文艺青年》第三期刊出了马频的《敬向杨刚先生谈一谈》，文章首先对杨刚所针对的“香港青年”进行了辨析，认为香港青年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固定的，一种是流浪的。马频本人代表后者发表意见，认为流浪在香港的外地青年，“家散人亡”，喊出悲愤的声音，应该得到理解，怎么能将其称为“新式风花雪月”呢？不过，马频的观点在当期《文艺青年》的“编者话”就受到了批驳，编者认为马频错误地把文艺当成一种个人宣泄，忽略了文艺的战斗性本质。马频的意见，很快就被左翼阵线接二连三的支持杨刚的声音所压倒。
《文艺青年》在第四期连续发表了陈杰的《关于……反新式风花雪月》、汉华的《“反新式风花雪月”的我见》、甘震的《谈“新式风花雪月”》等文，这些文章基本上都支持杨刚的观点，并对此进行了进一步阐发和强化。这些文章中认为：我们要去“感召”和“影响”香港青年，使其接触实际的斗争，了解当前的政治问题；而香港的文艺青年，也应该虚心听取意见，改造自己。在《文艺青年》第七期的一篇题为《论加强生活实践——对一个争辩的结论的检讨》的文章中，陈杰提出：香港文艺青年“第一，要多读多看关于马列主义的学说理论。第二，要了解中国革命史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文艺青年》之外，左翼文坛的其它报刊也陆续刊出了不少支持杨刚的文章，如黄绳的《论新式风花雪月》（《大公报》年11月13日）、林焕平《作为一般倾向的——新式风花雪月》（《大公报·文艺》期，年11月）、乔木《题材·方法·倾向·态度——关于新式风花雪月的论争》（《大公报·文艺》第期，年11月10日）等，基本上都是正面阐述杨刚观点的，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
也有提出不同看法的，胡春冰在发表于年11月8日《国民日报》上的《关于新式风花雪月》一文，质疑了杨刚的“香港文艺青年”这个概念。文中认为，杨刚所谓的“香港文艺青年”是一个很“暧昧”的概念。“香港文艺青年”若指本地港人而言，则难以成立，因为本地港人从事新文艺者只是“极少数”，“若以真正香港的社会文化以及前一个时期的教育而论则‘老式风花雪月’的影响极深，恐怕还谈不到‘新式风花雪月’。”就此而言，杨刚所说的“香港文艺青年”其实并非香港本地人，而主要是指外地流亡到香港的青年。从杨刚提到的香港文艺青年往往抒写家乡沦落之恨这一点上，可以佐证这一点。前面提到的首先质疑杨刚一文的马频，就自认不是香港本地人，而是流浪在香港的外地青年。胡春冰的文章，在此和马频的文章有了呼应。
从香港文学自身的发展脉落看，胡春冰所指出问题很重要。在杨刚等人的心目中，“香港文艺青年”，主要指外地来港青年，无形中忽略了本地港人。杨刚事实上在《反新式风花雪月——对香港文艺青年的一个挑战》一文的开始，就发表了对于香港人整体上的负面看法，她所欣慰的少数香港青年的觉醒，事实上主要指外地青年。这种混乱也导致了杨刚在文章逻辑上的不一致，她所提出的“新式风花雪月”主要是流落香港的外地青年的写作现象，但她在追溯根源时，却归结于香港的特殊历史性——香港的传统教育和香港对于五四文学作品接受的偏颇。
值得注意的是许地山的观点。许地山是香港“文协”的领导人，然而他自年起任教香港大学，对于香港的了解远甚于南来作家。在许地山的《论〈反新式风花雪月》（《大公报·文艺》年11月14日）一文中，我们看到，许地山并没有把“新式风花雪月”归结于香港人，而是将“香港文艺青年”直接转换成了“中国青年”。在“新式风花雪月”的根源上，他也没有像杨刚一样归结于香港的历史，而是归结为中国古代的“型式文章”和“八股”。许地山甚至并不赞成“先进作家”去指导香港青年，而主张青年自己去闯，“要靠‘先进作家’来指导，不如发动‘后进作家’去自闯途径。他们不能传递真文艺底的大明灯，反而把自己手里的小蜡烛吹灭了。”
《文艺青年》的确是一个辅导性的刊物，它开辟了多层次的青年辅导路径。“小辞典”主要进行最简单的文学知识介绍，它介绍了“报告文学”、“速写”（第二期），“叙事诗”、“抒情诗”、“散文诗”、“街头诗”（第四期），“象牙之塔”、“文艺民族形式”（第五期），“新写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第六期），“人物”、“典型”（第八期），“速写”、“讲演文学”（第九期），“艺术语言”、“形象性”（第十期）等文学概念的涵义。“青年文谈”则发表不少专论，从较为宏观的中外文学高度辅导青年写作。第一期刊登了徐迟的《诗与纪录》一文，传授写作朗诵诗的体会。第二期刊登了甘震的《文艺的生命谈》，传授小说写作的秘密。第二期还刊登了叶灵凤翻译的《关于小说的技巧：人物和结构》，内中包括“雨果序《悲惨的人们》”、“莫泊三序《比尔与若望》”和“纪德的《赝币犯日记》”三节，旨在教导读者学习外国文学大师的“人物与结构”写作技巧。第五期刊载陈杰《论人物的缺点，并略评两篇小说》，谈人物塑造中的缺点问题，并对《文艺青年》第三期的小说《渣滓》和第四期的小说《马宁同志》进行评点。第七期发表了陈杰的《论加强生活实践》。第八期发表了甘震的《形象·律动与民族语》，第九期发表甘震的《谈典型的创作》，第十期发表陈杰的《论刺讽文的战斗性》、甘震的《客观·倾向与题材》等文。
《文艺青年》还有“文青笔勤务”栏目，具体回答青年关于写作方面的疑问，如第二期回答李颂光有关“文艺通讯和报告文学及速写的分别”问题，第四期解答胡沙的“诗的性质和本质是什么？”第五期回答“文艺青年冯恂”关于“怎样处理题材？”第七期回答高能有关“怎样在文艺的路上开步走？”第八期回答陶少芳有关“文艺有没有门？”第十期回答克赋有关“读书可以有公式吗？”等问题。“文青笔勤务”中青年提出的问题，有时不止于文艺，也有生活道路方面的问题，如第九期的“要在荆棘中长出学习之花？”这里的写作指导是非常具体的，在第五期中，冯恂提供了一个中等人家三个儿子的故事，询问如何处理这个题材？“笔勤务”在回复中指出：可以以那个在汉奸报工作的青年为主人公，设计他的“转向”，转回到抗战阵营。这种指导既是文学性的，同时也是政治性的。
从第五期开始，《文艺青年》成立“试靶场”，“用来献给初拿起来文艺的笔枪，在工厂，在学校，在商店的青年朋友的，希望要学习写作的朋友努力这块园地。”这个栏目后来发表了《乡亲》（第五期），《回忆一章》（第六期），陈淦波的《生命的代价》（第七期），青芒的《娱乐的另一角》、志平的《英灵的召唤》（第八期），马锡的《在一个煤矿里的人》（诗）、王铭峙的《谈新年》（第十、十一期）等文章，其中包括散文、诗歌、政论等，都是试笔之作。
《文艺青年》通过各种方式联络香港青年，从创刊号起，《文艺青年》就发起“征求纪念订户一万户”的活动，特辟园地，“登载纪念订户对《文艺青年》的感想和希望”，同时设立服务部，“为纪念订户修改作品和解答问题”。从第三期始，《文艺青年》发起“本社征求同志”活动，希望有意愿的香港青年来信香港通讯处商洽，目的是“冀图由这个引端，把欲效力于青年文艺运动的朋友团结起来，把文艺青年的群力，组成巨大的浪潮，向黑暗残暴势力扫荡。”直到最后第11、12期，《文艺青年》还在开展“《文艺青年》征友通讯运动”，具体方法是，“征友者先来一函，介绍自己的性情、爱好、年龄、籍贯、职业……及征友对象等；每函勿过三百字”，应征者则可以选择征友对象，《文艺青年》代为投寄第一封信，其后文友直接通讯，文友范围限制在《文艺青年》的订户中。
《文艺青年》创刊伊始，编者发表了不少自己的创作作品，第一期就发表了麦峰的《异乡人》、杨奇的《三角洲的怒浪》、林萤聪的《小波涛》、彭耀芬的诗《同志，你的血不是白流的》，麦峰、杨奇、林萤聪和彭耀芬都是《文艺青年》的发起者。编者亲自上阵，估计是因为刊物创办伊始来稿较少，同时编者的作品可以给后来者在思想和文体上树立榜样。
《文艺青年》最早的征稿是“七月文艺通讯竞赛”作品。“七月文艺通讯竞赛”由“文通”发起，开始于年。这一年6月25日和7月30日，《大公报》文协周刊上分别发表了徐歌的《响应七月文艺通讯竞赛》和杨奇的《七月文艺通讯与竞赛》，呼吁青年“用用文艺通讯的形式，深刻地反映香港社会每个角度发生的可歌可泣的事件。”这个“文艺通讯”专栏原来刊载于《中国晚报》、《循环日报》等不同报刊上，后来才移至《文艺青年》上。“七月文艺通讯竞赛”的作者，以内地南来青年居多，也有香港本地青年参加。
从第四期开始，《文艺青年》举办了“学校·工厂·竞赛”活动，目的是进一步动员香港本地青年拿起笔来，表现香港。“由于文艺战线的战伙不仅是一些作家、知识分子，而是散布在学校、商店、工厂的广大青年群，而且他们中间都有着许许多多最熟悉的事情，需要向外面报导、暴露。”“竞赛”内容主要有两项：“一，学校生活写生竞赛”、“二，工厂文艺通讯竞赛”。《文艺青年》号召凡在香港的学校和工厂的青年朋友都可以参加，字数以－为限，择优在《文艺青年》上发表。“学校·工厂·竞赛”很受欢迎，得到读者们的响应和推动。到了第七期，刊物就收到了写学校和工厂的稿件各53篇，由此《文艺青年》决定把第八期和第九期办成“学校·工厂·竞赛”专辑。
“学校·工厂·竞赛”由于把征文题目具体落实到香港的工厂和学校，参加者就变成了以在香港工厂工作的工人和学校上学的学生为主，多本地港人。郑树森所说的“《文艺青年》的作品本地色彩很浓厚”，应该主要指这部分作品。由于描绘自身的学习和工作环境，这部分作品较为生动地呈现了香港本地社会的面貌。
这些征文作品，主要分为描写学校和工厂的两类文章。在描写学校的征文中，有正面写香港学校与抗战关联的作品，《文艺青年》第四期就刊登了何世业的文章《一个印度同学的几件事》。在一个小学课堂里，中国学生和英国学生发起捐款，资助英国伤兵和中国难民。一个印度籍小孩主动要求捐款，并报怨捐款不能仅仅限制在中国和英国学生，“难道你们恨那个小胡子希特拉，我们不能恨？”由此带动了其它国籍的孩子主动要求捐款。在英国封锁滇缅公路时，又是这个印度小孩对于英国人提出了批评，“为什么英国人要封锁滇缅路阻碍中国抗战呢？”“怕日本人？”英国孩子很没面子。直到滇缅公路开放，中英协同作战，英国孩子才不再“受气”。这是一篇立意巧妙的作品，多国孩子在同一个课堂议论战争，既反映出香港的国际化特征，又反映出战争对于香港的影响；孩子间的对话内容，则反映出香港民间对于战争正义观的认识。在大廖的《查学》（第八期）中，龙先生正在课堂上讲时政，号召学生为前方将士捐赠。突然，校工通知督学来检查。龙先生赶紧让女生暂时出去，因为按规定男女同学不能同班，同时拿出《论语》，改讲四书，以瞒过督学的耳目。督学走后，同学们要求继续讲时政，龙先生沉痛地说：“你们记着，这也是一种教训。亡了国，就比这更厉害。”龙先生这最后一句话，是点题之笔，有一点都德的《最后一课》的味道。
学校征文作品中表现最多的主题，是批判香港教育的空虚无聊和殖民性特征。作品中的香港校方形象多很猥琐，岸殊的《枯萎青春的殖民地教育实供》中的洋人校长“是一个吝啬非常的人，员生们都对他没有好感”。在他操着英格兰口音讲他的“伟论”时，学生们早已伏在桌子上。历史课洋人老师“红面佬”实行“自我教育”，一上课就让学生读书，自己则返回休息室喝酒去了。学生在教室，自然闹翻了天。对于香港的学生，征文也颇多批评。在溥令的《梁先生》（第九期）中，梁先生试图在课上讲鲁迅、章太炎，讲中国和日本的国民性，结果学生并无兴趣，提问没人回答，很让老师挫败。何世业的《一天》（第九期）中的男生公立德则是一个崇洋媚外者，从早上开始，他的脑海里就想着美国电影上的男女主人公的狂吻，花时间最长的事情是梳头，涂发蜡，分发沟。他喜欢说英语，看不上汉语。他的理想是去好莱坞。这些现象，都与香港的殖民教育制度不无关系。岸殊《枯萎青春的殖民地教育实供》开头就写道：“快九时了，一队一队穿着‘大衿衫，腊肠裤’的‘番书仔’们，像水一般注入那幢屋顶正飘着米字旗的大洋房去”“楼口的壁上，挂满了‘先皇爱华第八，万民爱戴……’的‘告香港儿童书’，以便天真的小孩们，读了会感谢‘皇恩’的‘浩荡’！”香港学校的乱象，大概正是殖民教化的结果。
工厂题材的征文，主题多是控诉工人的血泪生活。工人生活先从学徒做起。伊铭的《怀着希望的孩子》（第七期）、茁斡的《昏暗的一角》（第九期）等小说描写学徒学不到技术、不能获得正常待遇等经历。学徒变成了工人，境况其实还是一样悲惨。潮心的《一辈子这样做下去吗？》（第七期）、徐铿的《X先生的烦恼》（第八期）等小说写工人工作加码工资却被拖延等经历。薪水少还可以忍受，最雪上加霜的是工人的生病、受伤，甚至直接殒命于车间。在少龙的《马达的威严》（第八期）中，工人害了热病，挨着病去工作，结果手指给机器压伤了，而老板拒绝给医药费。在日宁的《一件平凡的事》（第八期）中，钟阿梅被压胶机轧伤致死。在茁斡的《昏暗的一角》（第九期）中，阿发头盖被机器卷去，血流而死。在工厂的征文中，此类题材频繁出现。
作为工人的对立面出现的，是资本家，其代理人是拿莫温。征文中出现了几篇专以拿摩温为题的作品。在矗立的《One叔》（第八期）中，主人公One叔在工厂具有无上权威，除了西人老板，都得听他的。每个人得了工钱之后，都不得不孝敬一部分给他，或者给他送礼，请他吃饭。如果有人没送，第二天他就会刁难你。在栋才的小说《NumberOne》（第九期）中，工厂丢了一块帆布，NumberOne怀疑是两个十三、四岁学徒偷的，斥骂并殴打这两个孩子，后来发现两个孩子是冤枉的。除这两篇专题小说外，在其它小说中，我们也常看到多种或者虚伪或者凶恶的拿莫温形象。
有没有反抗呢？有，不过是零星、自发和无效的。在为群的《布告》中，王大个子骂曹牛过去替日本人拉货车，现在又倚仗他哥是拿摩温欺负工人。两个人打了起来，结果是王大个子被开除。日宁的《一件平凡的事》中的老牛更有血性，“他没有读过什么书，也没有研究过什么的社会主义呀，但是，一提到资本家，他便大发牢骚了，有时期摩拳擦掌，模仿他所憎恨的老板、工头、走狗，来一把飞剑，杀得一个痛快。”工厂的钟阿梅受伤，流血遍地，老牛和工厂们给她争取抚恤金，被工头大骂，工人们忍声吞气回去了，老牛却爆发了，要揍工头。结果不出意料，他被解雇了。看得出来，作者虽然懂得社会主义和资本家，但小说中的香港工人却并不懂得斗争。
从内容上看，这些文章的作者拥有香港生活背景，能够真实地呈现他们在香港学校和工厂的经验，这是很可贵的。香港新文学自创建以来，题材上多婚姻家庭或个人主义的作品，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从内地拿来过“普罗文学”的口号，也没有切实的作品出现。《文艺青年》上能够集中出现一批描写香港学校和工厂的文学作品，具有相当的文学史价值。在此过程中，《文艺青年》的政治引导应该起到了较大作用，学校作品较多批判殖民主义，工厂作品则较多表现阶级压迫，这些主题应该都与左翼的思想有关。从艺术上看，这些作品参差不一，多数较为幼稚。
《文艺青年》上也并非全是香港的文学业余爱好者，也有较为出色的香港本地作家，那就是彭耀芬、刘火子及黄谷柳等人，他们大体是追随内地左翼作家的香港作家。
彭耀芬在《文艺青年》既是编辑，也是作者。年，彭耀芬年仅16岁，就在《星岛日报·星座》期发表了《忧郁的卢沟桥》一诗，被评论家拿来与戴望舒的《狱中题壁》相提并论。同年，彭耀芬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文艺通讯部的工作，曾任理事，参与筹办《文艺青年》。年3月，彭耀芬因为在新加坡发表《香港百年祭》而被港府以“犯有不利本港之文字嫌疑”递解出境，成为香港第一个被递解出境的诗人。香港沦陷后，耀芬从澳门出发，参加了港九大队，直接参加游击战，不久病逝。作为编辑的彭耀芬，在《文艺青年》上发表了不少诗作和诗论。他在《文艺青年》第一期就发表了《同志，你的血不是白流的》一诗，这是一首描写中国抗日战场的长诗。在《文艺青年》第3期“鲁迅纪念号”上，彭耀芬又发表诗作《一块钢板的落葬——民族巨人的四年落祭》，是不多见的港人纪念鲁迅的诗作。彭耀芬在《文艺青年》上发表的最有名的两首诗是《给香港学生——给殖民地根下的一群之一》和《给工人群——给殖民地根下的一群之二》。《给香港学生——给殖民地根下的一群之一》开头对香港学生的无聊生活进行了揭示，彭耀芬虽然很年轻，然而他的视野已经不再局限于殖民地香港，而是延伸到了广大中国和抗日战场，因此他很自觉地将两者进行了对比，鼓动香港学生“以十万双手”来“粉碎殖民地的萎靡教育”。在《给工人群——给殖民地根下的一群之二》一诗中，彭耀芬指出了工人在殖民地香港的不公待遇，诗人劝工人们“不要惧怕”，要团结起来，展开斗争。在香港暴力革命是违法的，无怪乎彭耀芬后来被港英当局通辑了。彭耀芬的诗在《文艺青年》上具有重要意义，他分别从左翼的角度总结和上升了该刊上刊登的有关于香港学生和工人两大题材，堪称香港本土左翼文学的代表。
刘火子是地道港人，20世纪30年代登上香港文坛。年，他就在《天南日报》发有文艺评论《普罗文学概论》。年9月，他与隐郎等人创办《今日诗歌》，自任主编。在唯一存留下来的《今日诗歌》一卷一期中，刘火子发表了《中国何以没有伟大的诗人出现》一文，认为中国没有出现伟大诗人的重要原因是“中国的从事诗的创作的人的眼光是太狭隘了”，看不到“一切活在社会下层的人的叫喊，怒视，和着种种动乱的骚音。”年夏季，刘火子参与组织一个“港九战地文艺服务团”，并起草宣言，号召文艺青年投入到当前的抗日战争中，后来这个团有十多位进步青年到了延安。刘火子和杨刚关系密切，曾作为杨刚的助手组织“文艺讲习会”等。年12月《文艺青年》第六期曾在“文哨”一栏介绍“艾青、刘火子近主编‘黎明丛书’，刘火子的‘不死的荣誉’，月内将可出版，继续出版的有艾青的‘土地集’和戴望舒的‘叶赛宁诗选集’。”“黎明丛书”实际出版的只有艾青的《土地集》和刘火子的《不死的荣誉》。刘火子本人曾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举办的诗歌座谈会上朗诵过《不死的荣誉》一诗。在《文艺青年》上，刘火子发表作品并不多。他在《文艺青年》第二期发表了诗作《符号的国家》，诗中强调，在抗战的年代，“我，你，他和她”每一个人，在“臂上胸上领上”，都有一个新的符号，那就是国家，有了这个符号，就没有再敢欺负我们，“今天，身子挺得笔直，昂然走在人众之前！有问你靠什么打赢这场仗？他说就靠这个人所皆有的符号呀！”在香港文学中，“国家”这个符号是很少出现的。殖民地属下的臣民，本来就没有国家的概念，战争却拉近了香港与内地的关系。香港本来都是粤人，抗战爆发后，更有大量广东难民涌进香港。《珠江日报》派刘火子去华南地区报导抗战进程，为的就是让广大港人了解家乡情况。刘火子从香港本地跳脱出来，宣扬“国家”的观念，这表明香港文坛在抗战形势的刺激下，扩大了自己的视野，汇入了中国文学的大潮。
黄谷柳出生于越南海防，在昆明读中学。-年间，他在香港参加了香港最早的一批新文学作家的活动。黄谷柳当时在黄天石的介绍下给《循环日报》当校对，又在黄天石办的“新闻学社”学习。这“新闻学社”当时便是香港新文学青年聚会的地方。年9月创刊的《铁马》，曾发表过一篇署名胡茄的散文《永恒中的一天》，记录岛上社成员当时的窘迫状况，第一个就提到黄谷柳。黄谷柳当时在《大光报》发表过小说《过海防》，在《循环日报》发表过小说《换票》，是香港较早的新文学作品。年，黄谷柳离开香港，开始军旅生涯。他仍然坚持写作，并在香港报刊发表文章。年，他曾将南京大屠杀的经历写成《乾妈》，通过欧阳山转给茅盾，发表于《文艺阵地》。年，黄谷柳在《文艺青年》第二期发表“战地旅行散笔”《祖国在呼唤》，以军人的身份报道日本侵略者在广东残忍杀害中国人的惨状，“四清公路上一个悠闲坐在牛背上的牧童，他还没有唱完了牧歌，就突然翻倒下去了，小小生命的终结，不是为了饥寒捱不住，而是为了敌人偶然的快意，在清远县县府前的街道，躺着一个被炸死了的妇人，旁边还有个半岁的婴孩，正吮吸着亲娘的奶。”文章呼吁国人站起来，走向前线，“我们憎恨，愤怒，因而抱决死的心去同恶魔们争斗，只是为了爱，为了对于生命的珍惜，对于人类和平的眷顾。”与一般文人的采写不一样，黄谷柳是抗日战场上真正的军人，他从战场上发回香港的文字是很有感召力的。作为一个作家，黄谷柳这个时候尚未成名。抗战胜利后的年，他回到香港，重返香港文坛，并应夏衍之约在《华商报》刊载《虾球传》，从而一举成名。
香港是一个具有特殊性的地方，多年来受英国殖民统治，在政治和文化上与内地游离。香港本地作家能够追随左翼文坛，在香港倡导抗战，宣传民族国家观念，打破原有香港文坛的封闭性，这是殊为不易的。
结语
抗战初期的香港文学事实上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由茅盾、许地山、萧红等内地南来作家所构成的左翼文坛；二是未被注意的黄天石、平可、张吻冰、龙秀实等本港作家的写作；第三是为左翼文坛培养起来的香港青年文坛，其中包括彭耀芬、刘火子、黄谷柳以及大量的本地青年的写作。茅盾等南来作家的活动，构成了全国抗战文学的中心。他们虽然对于原有的香港新文学文坛比较隔膜，自身的作品不太能够获得香港市民读者认可，然而他们通过《文艺青年》等刊物，带动培养了香港本地文艺青年，并创作出了一批反映抗战及香港本地生活的文学作品。至于香港原来的新文学作家，虽然未能加入左翼主流，却也通过自己的通俗写作，在香港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弥补了左翼作家的不足。我们的香港文学史一向只谈到第一类大陆南下作家，未注意到第二类本港作家和第三类香港左翼青年的写作，这显然是一个缺憾。
附本文题录：
●赵稀方：《抗战初期的香港文学新论》，《社会科学辑刊》年第3期。
●赵稀方.抗战初期的香港文学新论[J].社会科学辑刊，（3）：6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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